铁幕落下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的基督徒被迫在室外聚会。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基督身体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整个20世纪50年代，迫害一直都比较严重，但是在新的十年里，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政府试图彻底摧毁基督教。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浙江省的教会几乎完全沉静。很少有关于她的消息传出中国，关心他们的基督教世界只能偶尔听到一点小道消息。
1961年有一条确实的消息从浙江省传出来，一名基督徒成功将一封信寄出了中国。这极大了鼓舞了那些曾为该省的基督身体劳苦和祷告的人。写信的人分享说：
“在短短的一封信里，我无法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神仍然在许多忠心的基督徒生命中荣耀地做工。我们当赞美和感谢神，他仁慈地看顾和保护着我们。过去，教会被建立在沙土上，而现在，她正被建立在磐石上。神从不出错。我很感激能找到信心坚定的弟兄们。这在许多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疯狂的十年
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和四人帮被推翻，它见证了中国有史以来对基督徒的最残酷迫害。
当新的反宗教条例于1966年开始实施时，基督徒别无选择，只能立即停止所有公开聚会。教堂被政府占有，并被改成体育馆、仓库和其它设施。信徒们分成不超过十人的小组，采取各种策略尽可能确保安全。
例如，如果信徒同意在某个人家里聚会，他们会制定出一个计划，大家每隔15分钟来一个，这样邻居就不会举报他们聚会了。聚会结束后，参加的人也是每隔一段时间离开一个。
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不鼓励高声唱诗和讲道，许多在家接待聚会的基督徒会在墙壁挂上装鸡蛋的蛋托，尽可能地防止声音传到室外。门窗周围的裂缝都被堵上，如果有陌生人想参加聚会，信徒们总是保持警惕，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可能是卧底。
在农村地区，信徒们经常在通往聚会点的路上设立岗哨。如果有车辆或不速之客靠近，放哨的人就会发出信号，帮助参会者按照预定的路线迅速而安静地散开。有很多次，红卫兵赶到聚会的地方要抓捕基督徒，却发现空无一人，所有圣经、赞美诗集和其它宗教聚会的证据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些年间，来自政府的压力时高时低，因此神的孩子学会了分辨什么时候最紧张，什么时候可以稍微放松一点。196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环境非常紧张，甚至小型家庭聚会都暂停了。浙江省的教会报道说：
“教会于1967年恢复了小型聚会，但这促发了更激烈的反对和迫害。基督徒受到羞辱、折磨、威胁和接受大会‘批斗’。许多人死在监狱里，还有一些人被残忍地殴打致死或致残。然而，存活下来的人变成了大有能力的门徒培训者。尽管有时候他们只能在很多人参加的基督徒葬礼上才有机会公开为主作见证，传扬永活的救主和活泼的盼望，但即便如此，葬礼的组织者也经常遭到逮捕。”
一个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年轻人在邻近城市的一所学校里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他是耶稣的信徒，经历过耶稣的大爱和恩典。但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私下里，老师都被严格禁止与他人分享宗教信仰，如果有老师违背规定，一经发现，将会立即失去工作并被起诉。
然而上班后，这名老师发现许多学生也是基督徒，他们来自浙江省各地的基督徒家庭，他们需要彼此团契和圣经教导，要不然，他们将无法在信仰上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聚会，在他们的聚会上，神的大能和同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他们的人数很快就增加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撕裂，但圣灵保守了这些年轻余民，培育了他们的信心。其中一名参会者后来写道：
“基督徒学生的一些同学死于红卫兵的帮派斗争。但在温州市，没有信主的年轻人参加红卫兵运动。他们待在家里跟家人一起，这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这个时候，不仅街上的陌生人之间发生冲突，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及兄弟姐妹之间，也发生冲突。基督徒不仅在自己的家里，而且也从其他基督徒家庭得到关爱。”
从火中被抽出
尽管政府使尽了各种招数，还是无法熄灭人们对属灵真理的渴望。事实上，毛泽东所实施的灾难性政策，显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属灵饥渴，这最终为神的国带来了大丰收 。
在可怕的压迫和恐惧中，圣灵自由地运行，将生命吹入乐于接受之人的心中。一个姓李的男子后来谈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得救之路。李弟兄回忆说，红卫兵最疯狂的时候：
“许多人惨遭杀害。在街边或河里等地方，都可看到臭气熏天的尸体。因为无处可逃，我们只能在家等死
在一个漆黑宁静的夜晚，我被噩梦惊醒。梦里我看见我母亲跪在床前，低声说：‘上天啊，可怜我吧!’我母亲遭到了毒打，身上布满了伤痕，并且失去了知觉。然而，她既从不屈服，也不求饶。”
虽然这个年轻人还不认识主，但他非常关注这个梦，想明白上天可怜人是什么意思。1967年，李弟兄的生活遭到了一系列可怕事件的打击，这最终使他认识了基督。他解释说:
“我居住的宿舍着了火。我的衣服和头发都被烧着了。我的身体被严重烧伤，后来又溃烂了。那些来救火的人几次从我身边走过都故意不理睬我。相反，他们设法‘挽救’毛泽东的著作和照片。我的生命甚至连一个可怜的小动物都不如。
我的母亲住在女生宿舍，与我的宿舍大约相距300米。她躺在床上，病得很严重，突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她从床上站起来。她冲到外面，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她推开消防员和周围的人，一头扑进火里，把我救了出来。她后来说：‘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或是谁。’这是神的大能，通过我的母亲做工并显现出来。”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医生警告李弟兄说，他的神经系统已经永久性受损，余生都将残疾。然而三个月后，当李弟兄独自一人躺在家里时，突然
“有一道金光从我们简陋的小屋闪过。那一刻，我有一种感觉，我也许能走动。我左右移动了一下，慢慢地，我可以借助双手坐起来。我挪到床边，用左脚触地。脚触地后，我立刻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像电流一样流过我的手脚。我在地板上站起来，向前走。我能够离开墙壁，慢慢挪动。母亲回到家，看见我正在走路，她惊讶不已，很长时间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睁大眼睛盯着我说:‘上天是仁慈的!’”
几年后，李弟兄听人讲到圣经，就想找一本，但他在县图书馆里只能找到一本批判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旧书。然而，他后来遇到了其他基督徒，并靠耶稣基督的血获得了重生。
在这段黑暗时期，浙江省的另一位著名教会领袖是胡振庆，他在1958年被捕入狱。他在劳改营里服了11年刑，1969年7月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他立即继续传福音。1973年他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当他于1980年最终得释放时，已62岁，他勇敢地继续开展他的事工，在浙江和安徽各地四处旅行，建立教会，直到1995年去世。他被众人铭记为神人。他对神至死忠心，对神国的热情从不消减。
20世纪60年代末，有一个地方的十名男女基督徒聚在一起祷告时被公安抓获，并被送到临时法庭接受审判。结果他们被判犯了“反革命罪活动罪”，最后他们被逮捕、捆绑，并被押到广场上毒打，以警告其他社区人员。这十人被殴打时，他们用最高的声音传扬福音，恳求人们及时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逃避神的愤怒。
公安人员无法让他们安静下来，就勃然大怒，把他们打得鲜血四溅。那十个基督徒受到的对待如此残忍，以致围观者都静静地站在那里，惊恐地看着。有人描述了当时的戏剧性场景：
“甚至连算命先生都被圣灵感动，大哭起来。许多人听到神的道后，竟忘了吃饭、工作，甚至回家。
那些弟兄姊妹们不断地高声传道，直到精疲力竭，众人却不让他们离开。然而，当局来了，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拖走，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用电警棍击打他们，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他们苏醒过来后，继续祷告、唱诗和向周围的人传道。
信徒们被捆绑和殴打的时候，许多人惊愕地看到他们竟面带微笑。他们的心灵和外貌是如此的活泼和亲切，许多人因看见他们的榜样，就相信了耶稣。在三天多的时间里，他们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被棍棒打得满脸是血，双手因绳子捆绑变得乌黑——但他们仍然祷告、唱诗和赞美主。在这一带地方，福音的火焰四处蔓延开来!”
家庭教会的信徒在一个公园里举行祷告聚会
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20世纪60年代，整个浙江省出现了许多神奇迹地干预，保守了那些坚定信靠他的基督徒的故事。一名年轻的女科学老师拒绝给学生教导达尔文进化论。学校领导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说服她改变主意，但她就是不听，坚持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从猴子变来的。我们是照神的形像被造的人。”
他们意识到劝说无法改变她之后，就把公安叫来，强迫这名年轻女士说同样的话，结果这一次她的牙齿被打碎，嘴唇也被打破。她被贬职为学校的门卫，当局禁止她与其他信徒一起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
在另一个城镇，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拒绝说“毛泽东比耶稣基督更伟大”。红卫兵把他打得失去意识，任他躺在医院地板上的血泊中。几天之后，当红卫兵回来再次问他时，他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我的基督比毛泽东伟大。我的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被赐给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
这名老医生被打了好几天，但他仍然拒绝离弃他的主和救主。最后，那些共产主义者受够了他的傲慢，决定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局面。他们剥光了这名基督门徒的衣服，让他站在一张只有15厘米宽的窄板凳上。他们嘲笑他，要他一直在长凳上保持平衡，并且威胁他，如果他摔下来，就杀了他。
这名医生默默地复述着圣经中三个被扔进烈火窑中的年轻犹太人的故事，最后他提高嗓门对折磨他的人说：
“他们没有被火烧死，因为主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也与我同在。”
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身上没有一块肌肉颤动。五个小时，十个小时——众人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老人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问。他的样子不仅见证了基督，也使那些看着他赤身裸体地站在凳子上人感到难堪和有罪恶感。
最后，负责折磨他的干部再也受不了。这个人一丝不挂，一声不吭，从晚上7点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一直站在一条很窄的长板凳上。这名医生经历了15个小时他所说的‘平安和相交’后，红卫兵把他推倒在地，狠狠地对他说：“后会有期”，然后就走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再次回来，将这名医生从病人身边拖走，把他吊起来。
红卫兵们互相打了起来。他们感到害怕。有些人想在他死前把他放下来。一番扭打后，有个人割断了绳子。他倒在地板上，宣讲了他的最后一个信息：“我被吊在上面的时候，心里为你们感到难过。”说完他就去世了，就像他的前辈司提反那样。
浙江省有一个姓陈的基督徒既是会计，又是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向同事分享自己的信仰，试图引导他们归信基督。陈弟兄甚至与一个臭名昭著的红卫兵领导分享福音，那个人深为自己的邪恶和不人道行为担忧。
陈弟兄邀请他到一个家庭教会参加聚会，使他可以听到福音，认识其他的基督徒。可以理解，许多信徒对此都比较犹豫，但陈弟兄最终说服他们要信靠神，就像巴拿巴鼓励早期的基督徒接受保罗进入他们中间一样。起初，这个人带着一把手枪去参加聚会，但在他接受主之后，
“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上交了枪，退出红卫兵组织。毫不奇怪，这一举动激怒了他的上司，他们组织了一次公开大会来‘批斗’他和陈弟兄。红卫兵要求，他们要么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要么被贬为环卫工人。环卫工的工作既肮脏，又令人作呕，需要半夜起来挨家挨户收集粪便，并把收集起来的沉重粪便送到指定地点。”
他们两人都接受了贬职处分，刚从事新职业的时候，他们常常遭人嘲笑。陈弟兄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繁重的体力工作，最近还做过大手术。这两人就把自己交托给主，每天回到家里，他们享受丰富的团契相交，彼此坚固信心。陈弟兄做了12年的环卫工，直到退休，期间他从未生过病。
虽然许多海外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基督教正如马克思理论所说的那样，已经消亡，但真相逐渐浮现，耶稣基督活得好好的，他活在浙江省众多追随者的心里。